标题：《年轻时的困苦生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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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年轻时的困苦生活》

年幼时出去打工，其实是乞求那些大人同意我擦皮鞋，这也许也算一点点儿销售经历。我觉得自己跪在地板上卖力擦鞋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叫卖。后来，我又开始送报纸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车库，在这里，被分好的《底特律自由新闻报》（DETRIOT FREE PRESS）等待着送往附近的订户家中。我会先把这些报纸挥起来，装进一只大袋里，然后沿着线路分送给各家各户。送完后，我才去上学。放学后，再去擦皮鞋。

其实，报纸搞征订新用户的竞赛时，我才真正地学到一点儿销售技巧。按照当时报社的政策，每发展一名新订户，且能维持一个月以上的，就可以赢一箱百事可乐。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情，每箱12瓶，每瓶容量12益司，这太有吸引力了。人们平时都谈论刺激和激励，当时这箱汽水对我就是刺激和激励。我跑遍了每条街道，逐户敲门问人家想不想订报纸。我跑得很勤，干得也很起劲儿，由于按门铃的次数过多，手指弄得酸痛无比。竞赛期间，我也许还逃了一两天的学，但我坚持了下来。每当造访一个新用户时，我通常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正在搞一个竞赛，我希望你只订一周的报纸即可。”报社的规定是订报满一个月才给奖励，但我判断，大部分人一旦决定订报就会订较长的时间。我告诉订户我会在他们早上起床之前就把报纸送来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。如果对方暂时不想订报，我会过几天再上门征订。决不放弃，决不因为被拒绝而心灰意冷、不再来按门铃，哪怕是多次被拒之门外。被人拒绝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但我很快发现，我交谈的人越多，销售量就越大。这很好玩，而且不只是好玩，还可以得到实际的东西。我家车库边很快码放了很多百事可乐。我到附近的居民区把这些可乐卖了，自然又挣得了很多钱。因此，我感觉自己更有希望向父亲证明自己有出息了。但事与愿违，即使我这样努力，父子关系依然没能改善。

我一边擦皮鞋一边送报纸，一干就是5年。学业也没有中断，我不太善于学习，但总算学了一些，成绩不算太好，但也还过得去。我父亲的关系一直没有好转，他有好几十次把我扔出门外，不让我回家，我就睡在火车站的棚车里，或到城郊结合处找个廉价的小旅馆过夜。那

是城市最差的地区，到处是廉价旅馆、寄宿旅馆、暗娟和放黄色电影的小影院，花10美分或25美分就有床过夜了。住单间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能在大房间里买个床位，旁边住的是轮流来睡觉的醉鬼。通常，过上一阵子，父亲就会把我找回家，并告诚我要好好听话。我猜是母亲逼他来找我的。我回家后会上几天学，然后就逃学与二流子混在一起，直到又被父亲扔出门外。

16岁的一天晚上，我与两个朋友在街头闲聊。他们说要去撬梅尔德伦街和拉法叶街交界处的酒吧。他们已踩过点了，发现里头有不少酒，可能还会有点儿现金。我被他们说动了心，决定跟他们一起去盗窃。擦皮鞋时，我常去那个酒吧，因此我很熟悉。之前，我从没干过偷东西的勾当，也许因为我熟悉那个地方，也许因为别的什么原因，反正我决定了跟他们一起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不是个小偷，至少到那时为止还不是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把我推上了贼船，反正我上了贼船。

他们去踩点之前，已有人去厕所把窗户打开了。所以窗户是开着的，可以直接从窗户溜进去。当时是可以这么入室盗窃的。现在不行了，窗户上会有铁条、警报器，还会有监控显示窗户是否被锁好。但在当时，没这些防护措施，即使在一个治安状况糟糕至极的穷人社区也没有。

晚上10点左右，我们溜进了惠蒂埃酒店（Whitier Hotel）的车库，偷了一辆汽车。这家酒店在河岸边，以前是一座高级公寓式酒店。我记得偷的是一辆斯蒂倍克（Studebaker）牌的汽车。值班员还朝我们喊了一声“嗨，快把车停下”。但我们加大油门冲出了车库，到了附近的一条小街，才把车停好。底特律的酒吧通常在凌晨2点关门，我们得等员工打扫完卫生离开后才能行动。所以那天直到凌晨3点半才动手，先把车开到酒吧背面的小巷子里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整个地区没有一点动静。我并不太害怕，到了现场就更加不害怕了。

一个家伙从窗户钻进去打开了门，然后，我们成箱地往汽车里搬酒，直到塞得满满一车为止。那时大约是1944年5月左右，还在“二战”时期，酒是限制供应的。密执安州当时还实行了一阵子配给制。我们除了搬酒，还撬开了收银机，拿了175美元后就开车溜了。我们藏好酒，又分了钱。我分了将近60美元。我们还把酒卖给了流浪汉，赚的钱又平分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一大笔钱来得很容易，而且整个行动如此顺利，我根本不再想它了。

奇怪的是，当我回想此事时，感觉特别费解，不知道自己为何没有继续偷下去。那天偷酒时一点都不害怕，钱也分了不少，而且，看情况还能找到容易偷的目标。但我没有继续去偷，我想，大约是因为父亲老催我找份工作吧。后来，我真的去工厂找到了份工作。也许因为怕父亲，如果我不找工作的话，怕他会收拾我。

警察来抓我时，我已经忘记盗窃之事了，或至少努力想把它忘掉。那天我躺在床上休息，听到外面突然一阵骚动，随后，便听见母亲哭了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想到却是偷酒那件事败露，警察来速捕我了。那件事已过去3个月了，我与那些家伙也没再联络过，而且从没有人谈起那件事，所以我自以为不了了之了。

突然，一个男人冲进了我的房间，他推着我叫我起来。我挣开眼晴，他一边向我出示警察证件，一边让我“穿上衣服”。随后，我被带到了警察局。好几个警察审问和酒吧失窃案的关联，还问其他一些酒吧和杂货店失窃是不是我干的。我真不知道那一串案子。

有一个家伙被抓住后全都招了，他坦白了自己犯下的一大串案子，包括那次偷酒的事。于是我的名字就被警方知道了，随后，我被关进了床和犯了事儿的小孩。有个大个子拿着皮带进来了，让一个小孩起屁我记得它们半夜打开灯，把一个刚打死的醉鬼拖了出去。虽然我曾在许多可怕的地方度过了很多夜晚，但警察局的一夜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拍的一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叫我出来见那个酒吧的主人。他问我为什么偷他的东西，我说不知道，但保证会向他退赔。他说ok，就没再指控我。于是我就被放出来了。能让我出来，我干什么都行。

我父亲和叔叔来接我出拘留所。我们一出门，父亲就开始打我，在汽车中打，回到家还继续打。他大声咆哮，说我辱没了家里的名声。这一次，我真的以为是倒霉透顶了。我已向父亲证明他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：我一无是处，是一个整脚的小偷，而且我被逮捕过了在青少年拘留所里过了一夜后，我真的被吓破了胆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我再也不愿意进班房了，我不愿意像街上的许多小混混一样被关进牢房。

于是，我在附近的炉具厂找了一份工作，那里有许多西西里人。我负责把绝热材料装入炉板，这是一个很讨厌的工作，因为绝热材料会钻进你的鼻子里，粘在皮肤、衣服上，而且工作很累，劳动强度很大。有一天，我抽烟—这是我第二次违反纪律一被工头抓住了，于是工厂把我扫地出门了，他们把我像垃圾一样扫了出去。我被开除时常有这种感觉。

我干过约40种不同的工作，但已经不能一一数出来了。我为一名印刷商开过卡车，后来因为送货时间过长被解雇了。我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干过活，负责为汽车安装车内的扶手，这份工作还算不赖。我在哈德森(Hudson)汽车厂的组装线上工作过，那是最差劲的工作之一，因为一个人要负责好几台机器，劳动节奏全被机器控制了。我还在一家电镀厂干过活儿，厂里到处是大桶炽热的酸溶液和熔化的金属，还有会钻到你肺里的浓烟，我因此得上了哮喘病。

我还在史特拉酒店(Statler Hotel)当过餐厅杂工。有一阵儿还在布克-卡迪拉克(Book-Cadillae)酒店当过行李员，这家酒店后来变成希尔顿酒店。在那里，我穿着制服，工作就是为顾客当听差。有一次我没把一叠电报分送到客房，我把它们扔掉了。后来被发现，我自然不愿承认，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电报上有时间戳。于是，我又被他们炒了。有时我在想，如果我当时懂得多一些，也许能干得挺好，说不定还会升为希尔顿酒店的副总经理呢。但我在当时，几乎什么都不懂。

对于上学，我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有一次，在上学的途中，我跟东区高中(Eastern High School)学习室辅导员打了一架，学校便把我赶了出来。这家伙老是找我麻烦，没什么理由，顶多因为我是小孩子调皮罢了。可是他忽然出言不逊了，说什么“你们这些人”如何如何，还说“你们这些人最好抓紧学习”之类的话。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不是“你们这些人”，你知道，“你们这些人”这种说法是很不友好的。接着他又指责意大利人，我的火就上来了，一怒之下我打了他，于是学校就把我开除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打架，可是都是对方先说脏话的，比如“意大利佬”“拉丁佬”或“意大利崽”等。也许，我那时是在自找麻烦，也许我就想不断地丢工作，以证明父亲说得对，我就是没出息。但我心中充满愤怒，而周围又有那么多不知好歹的家伙老招惹我。

可能青少年拘留所过的那一夜救了我，使我不再沉沦。那种感受让我永生难忘。也许我的确没出息，但我不是那种特别坏的孩子，不该遭那么大的罪。几经沉浮，我又换了几次工作。后来在1947年初，我加入了陆军，但在新兵训练时，我从卡车上摔下来，后背被摔伤了，于是退伍了。但退伍证办得很不容易。我挺不喜欢当兵。待在军营里和待在牢房里差不多。他们本来不想让我退伍，而是让我在军营值勤。后来，一个我不认识的军士说，如果我把退伍费给他，他可以帮我搞退伍证。我开始还认为这是一个圈套，认为他们想以贿赂军官的罪名抓我。他老来找我，但我一直没理他。后来我的退伍证批了下来，他又来找我讨钱。我便把钱付给他，然后就算荣誉退伍了。我不知他是否暗中帮助了我，但我很高兴能离开陆军，于是我就把那点儿退伍费给了他。我到家时，母亲很高兴，但父亲非常生气，他又开始骂我没用，说连陆军部队都不要我。我说：“你才没用呢，而且永远好不了。”他说他应该在我一出生时就掐死我。有生之年，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。我眼里含着泪水走出了家门，身后传来父亲的咆哮叫骂声和母亲哭天喊地的哀号声。有时我会打打工，有时就闲着，耳边时常会回响起父亲的尖叫和怒骂，所以我一直过得心惊胆战的。

1948年，因为犯傻，我又惹了法律上的麻烦。我和一个人合伙，在附近开了一家小店，专为人清洗帽子、擦皮鞋。后边小屋，我们设了赌局，有21点和掷骰子。我们自以为有提防警察的好办法，设了一个人在前面柜台放哨，如果有像警察的人走近，就通过墙上的小眼发一个信号一一塞一个钉子过去，这时后面的人，要么把骰子放进嘴里，要么逃跑，这样就没有证据了。这一天，我正在前面放哨，初中时的一个哥们儿走了进来。我们聊起了往事，他说他在做建筑生意，随后表示想到后边去玩玩，我就让他进去了。当我的合伙人看到他时，立即认出对方是警察，于是拿着骰子跑掉了。